关中地区妇女的佛教信仰
据有关统计，我国众多的宗教信仰者中，妇女占据了绝大多数。
考察宗教史和妇女史，我们可以发现，妇女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中，宗教教义以及由各种仪式组成的象征体系，为广大妇女信仰者提供了生命意义的解释和生命将走向何方的说明，妇女始终是宗教的积极支持者、虔诚的信仰者。如有的学者所说，“宗教自产生以来，一直影响着妇女的思想、行为和人格。妇女对宗教的热情追求、顶礼膜拜也更胜于男子……妇女信奉宗教，既有对神灵的畏惧和对宗教道德的认同，也有寻找心灵和精神的慰藉，或出于功利的目的。”
陕西关中地区（行政区划上看，主要是西安、咸阳、宝鸡、渭南4个地级市所辖区域）是中华文明的肇兴之地。它处于西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也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儒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祆教等宗教都曾在这里得到了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民众的生活习俗和信仰习惯。21世纪的今天，尽管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变革，基督教和天主教在100多年前传到这一地区并建立了广泛的传教网络，但关中地区仍保留了大量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遗存，寺庵遍布城乡，佛教在广大农村仍然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体现在妇女信众上。据调查，目前，关中地区妇女佛教信仰人数约占全省妇女佛教信仰人数的47%，占关中地区佛教信仰人数的70%。
佛教对关中地区农村妇女的影响
形塑妇女信仰者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佛教对女性信仰者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形塑主要体现在女性出家人（即比丘尼）和信仰虔诚的女居士（优婆夷）上。佛教重视宗教实践，所谓信、解、行、证，其中行是最关键的一环。佛教通过教义和仪轨规定了信仰者所应该具有的理念和生活方式。女居士需要遵守的戒条虽然不似比丘尼那样繁琐，但至少也要遵守五戒（即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等），吃三净肉，每月十斋日素食，参加法事活动需要穿着海青等等。关中地区一些女居士，还坚持长期素食，在家里设置佛堂，自己做早晚课。
佛教的生命关怀对妇女的心灵慰藉 佛教特有的生命关怀表现在亡灵的超度上。传统的亡灵超度方式主要是请僧人放焰口、做往生普佛等法事活动。近年来，关中城乡出现了一大批以在家居士为主体的临终助念团体。这些团体组织不固定，人员一般在三四十人左右，其中中老年妇女占绝大多数，服务对象以信佛人群为主，非信佛者如果有临终助念的需要，她们也会结伴前往。佛教认为，人在临终时闻得佛菩萨名号，即可消除在生所做的种种罪业。对于那些长期忍受病魔折磨的病人而言，临终之际，亲友的助念有助于他快速摆脱痛苦，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往生西方净土。临终助念，得到的功德不仅仅是亡者，参加助念的生者得到的功德是亡者的6倍。因此，信佛者往往以临终得到佛友的助念为安慰。参加助念的人也因这一行为利人利己而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佛号往还、香烟缭绕中，无论是助念者还是被助念者都表现出宁静安详，对净土的向往超越了对死亡的悲伤与恐惧。
亡灵超度中较为特殊的是对堕胎婴灵的超度。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计划外怀孕成为广大妇女一项重要的精神负担。另一方面，出于生儿子的需要，在农村，B超鉴定婴儿性别仍时有出现。特别是接连生了两个女儿的妇女，再次怀孕时，家人往往会想方设法进行性别鉴定，一旦发现胎儿为女婴，大多会采取人为手段终止妊娠。人工流产不仅对妇女生理造成了伤害，同时也造成了心理上的损伤。作为母亲，她对尚未成形的孩子有着难以弥补的歉疚。笔者在终南山下某尼寺一次法事活动中见到，超荐亡灵往生牌位中，对堕胎婴灵超度占到一成多。有婴灵超度需求的妇女大多处于育龄期，即25岁至45岁之间，她们也正是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力量。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婴灵超度因为关系到个人隐私，一般妇女不愿意公开，实际上有意愿进行婴灵超度的妇女在农村妇女中占到的比例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更多的人表示，她们会在平时诵经或者参加法事活动时默默地为这些婴灵回向。调查问卷也表明，专门讲述地狱果报的《地藏经》在日常生活中的念诵频次仅次于《阿弥陀经》和大悲咒。原本很少提到的《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印刷频次和数量也逐步增加，这本经在许多寺院结缘流通处可以看到，讲述了一位名叫颠倒的妇人服药堕胎而得恶报最后求助于普光如来得以灭罪的故事。这一经本的功德主85%以上为女性。
休闲娱乐和神圣仪式相结合的庙会活动
近20多年来，关中地区农村佛教寺庵的庙会活动再度兴起（因为这些庙会大多古已有之，当地人称为“古会”）。和寺庵例行的佛事活动相比较，庙会活动一扫严肃、沉重的色彩，更具有开放性、喜庆色彩和“狂欢”精神。不论有没有皈依甚或有没有信仰，所有的人只要愿意均可参加。赶庙会时，妇女们三三两两结伴前往，尽管也带着香表冥纸等物，但无论老少，相互之间招呼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走，浪去（方言，即玩耍）。在这种活动中，除了诵经、上供等佛事外，以各个村落、社区名义出现的表演团体是其中最受欢迎的。秧歌队、锣鼓队、摇花船等，无一例外，其成员以妇女为主。民间戏曲自乐班、锣鼓表演等传统上属于男性的角色，也有为数不少的妇女成员。在西安、咸阳城郊的寺庵庙会中，妇女成为锣鼓队的主力。这些表演以某某村、某某社区名义出现的表演团体将原本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分化为原子式的个人重新结合成为集体的一员，增加参与者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妇女在这些活动中也得到了难得的精神放松。对于整日劳作的农村妇女而言，平日里休闲娱乐大多局限于打牌和看电视，庙会迎神赛戏便成为一年中最为热闹放松的节目。
关中地区农村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家庭妇女身上仍然有着浓厚的对家庭成员幸福平安负责的意识。为了生养儿子，农村寺庙身穿白衣怀抱小儿的送子观音的香火格外红火。农村社会保障虽然较之过去有所发展，但疾病和突如其来的灾难仍然是对每个农村家庭的巨大考验，妇女为了家庭的平安顺利，不论是否是佛教徒，大多会利用这个机会到佛寺，祈求佛菩萨保佑，祛病、免灾、求子。通过磕头、上布施、许愿等行为，缓解长年的紧张情绪，祈求新的希望。
总的来说，佛教在关中地区农村妇女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定意义上，佛教信仰对她们起到了“社会支持”的作用。佛教在教义和仪式上为妇女面临的各种困难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得以更加顺畅，有利于促进家庭关系的改善和邻里关系的融洽。佛教特有的生命关怀使广大中老年妇女因为有了往生西方净土的向往，克服了恐惧，乐观平静地面对死亡，她们生命后期的生活质量也因此得到了提升，实现了“精神养老”。佛寺庙会活动集神圣性和娱乐性于一身，满足了不同层次妇女信众的精神需要，促进了佛教组织和社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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