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2020年第9期刊发六榕佛教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韩敬山博士的13000字学术文章《民国时期哲蚌寺汉僧欧阳无畏西藏著述考》。此前，《法音》2020年第4期刊发韩敬山博士《九汉僧的庚寅拉萨纪事——以“台北藏”君庇亟美<重征片吟稿>为中心的考察》15000字学术文章。
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佛教协会会刊两次刊发六榕佛教文化研究院的重要研究文章，这是六榕佛教文化研究院自2018年9月成立以来，在法量大和尚的指导和六榕寺常住的支持下，在佛教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同时也是对韩敬山博士的学术研究水平和严谨刻苦的开掘精神的肯定。
在2020年8月28日~29日举行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韩敬山博士是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博士、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后，《民国时期哲蚌寺汉僧欧阳无畏西藏著述考》正是他以习近平主席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所做的研究工作成果，正如他在文章的前言中写到：“笔者旨在挖掘、呈现其（欧阳无畏）净韵三千的写作目的与成就，即其对藏传佛教乃至西藏问题的深刻检视、问题根源的深入探究、处置方案的理性分析，以及其文字中所蕴含的浓厚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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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相关配图由韩敬山博士提供，部分照片此前尚未公开发表，六榕寺微信公众号受权在全媒体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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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哲蚌寺汉僧欧阳无畏
西藏著述考
韩敬山
从2014年春到2019年秋，笔者三次公派赴我国台湾地区访学。期间，竭尽心力搜集有关民国时期西藏哲蚌寺汉僧欧阳无畏[1]的各类著作文稿（包括内部出版品、非卖品），仅就视域所及，计十部之多。通读这些写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的珍贵手稿，穿透岁月并力透纸背的一幅幅民国汉僧入藏及近代西藏研究的史卷扑面而来，最终呈现出汉僧欧阳无畏博览梵䇲、深通玄旨、含纳万千的藏传佛学传奇。通过梳理这些文稿，笔者旨在挖掘、呈现其净韵三千的写作目的与成就，即其对藏传佛教乃至西藏问题的深刻检视、问题根源的深入探究、处置方案的理性分析，以及其文字中所蕴含的浓厚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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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本文作者韩敬山博士在欧阳无畏学术讲座海报旁留影。 韩敬山博士2019年公派赴我国台湾地区访学期间，受邀在台湾政治大学开讲《欧阳无畏先生系列讲座第一讲：从拉萨到台北——“奇才异能”的台湾藏学之父欧阳无畏》。欧阳无畏先生曾担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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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僧欧阳无畏的西藏十年
欧阳无畏在大陆39年，在台湾39年，这两个时间相加就是欧阳无畏的人生年轮。欧阳无畏在大陆西藏时期，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1934年至1941年；一是1949年至1951年，两次在藏前后整整10年。
1934年，欧阳无畏抛却世人羡慕的大学生优渥身份，自青海西宁前往西藏拉萨哲蚌寺，成为一名藏传佛教格鲁派汉僧。
当年6月，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黎丹（1865-1938）正式奉命率领“西藏巡礼团”自青海启程入藏，以团员身份随同的欧阳无畏从这一刻起，正式拉开与西藏和藏传佛教结下一生之缘的帷幕。
到达拉萨后不久，“面目清秀，谈吐斯文”[2]的欧阳无畏即以学僧身份在哲蚌寺郭莽学院[3]“祝发剃度为终身之黄教喇嘛，法名君庇极美”[4]，师从曾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者——贡却丹增[5]喇嘛，成为这位“在佛学上造诣深厚，也很有名望”[6]喇嘛的第一位汉人弟子。
2012年，时任台湾地区“蒙藏委员会”参事的徐桂香（1957-2020）发表《欧阳无畏对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边务之见》的万字长文，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欧阳无畏被其塑形为民国时期“一位爱国主义者”[7]，笔者深以为是。就在欧阳无畏1934年出家哲蚌寺当年，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就将其聘为中央大学驻藏研究员，并由中央大学补助相关费用。罗家伦之所以帮助欧阳无畏，是因为其笃信“只要能够给他预备下一个较好而安定的教育环境，若是他能尽心继续研究的话，则五六年或七八年之后，必定能有很好的造诣与贡献”[8]。
三年寒暑的佛门苦读，哲蚌寺辩经场成为检验欧阳无畏学习成果的重要舞台。公开辩论的一次次获胜，欧阳无畏旋即成为拉萨知名的哲蚌寺高级辩手，“已有相当地位，可以当‘格喜’（笔者注：今通译为格西）了，格喜是喇嘛官习学程（笔者注：官方学习过程）中相当高的一阶段，必须要能公开地辩论经典，才能当‘格喜’，欧阳鸷深解喇嘛教规与经典，又有新的知识，常抨击他看不上的事态”[9]。以研究康藏为宗旨的学术期刊《康导月刊》于1945年评价道：“无畏先生在拉萨研究因明，留学至久，他对于佛教哲学有高深的研究，对于现代知识有丰富的储备，所以他敢说康藏人所不敢说的话，被康藏人士锡以‘疯汉喇嘛’的嘉名，喇嘛教之我见一文，可以看出他怀疑的精神，深刻的体认。”[10]
欧阳无畏并没有止于佛学思考，他抓紧一切时间行走西藏、思考西藏、书写西藏。两次入藏岁月，欧阳无畏先后写下日记体《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藏变三年》和诗歌体《重征片吟稿》[11]等著作，上述四部书稿均以解决西藏问题为依归，不断“提出诸多深入中肯的见解”[12]——简明扼要分析数十年来中央力量在藏成败得失的缘由，自觉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竭力呼吁中央政府抓紧开展西藏顶层制度设计，重塑边疆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最终实现中央政府对藏族聚居区的有效管理。
身处西藏期间，欧阳无畏成果卓著，39岁前先后完成十部著作，其中三部是藏语文教材。遗憾的是，其所有著作迄今为止从未在海内外公开出版发行单行本。这些著作——有的在炮火中散佚，有的仅在期刊中作了连载，有的由“蒙藏委员会”迁往台湾后内部出版明确标注“限制阅读”，有的由欧阳无畏用蜡版油印仅发给听课学生，有的由欧阳无畏少量自印送友朋纪念……
笔者带着一探究竟的心情去阅读感悟那深刻独到的研究思考、匠心独运的构思表达、丰富精湛的笔墨语汇，切身体会到汉僧欧阳无畏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史料价值、精神价值和其自觉探析西藏佛教与社会未来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的重大意义。
1930年代 ，君庇亟美（欧阳无畏）在哲蚌寺出家时留影。（台北林崇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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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传》：
毁于日军炮火的第一部手稿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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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哲蚌寺，在中央大学的资助下，欧阳无畏很快开始精研藏传佛教格鲁派经典，并处处可见宗喀巴大师（1357-1419）思想的阐释。宗喀巴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开山始祖，是伟大的宗教思想家和改革家，也被尊奉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他在14世纪的西藏佛教，开启复兴戒律，建立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制定五部必修大论，举办严格的辩经与考试制度，强调闻、思、修三者并驾齐驱，史无前例地重视宗教学习。
有鉴于此，欧阳无畏日益感受到“以现代西藏人的观点，有史以来没有人比宗喀巴更重要”[13]，于是决定将被藏传佛教赞誉为“第二佛陀”的至尊宗喀巴大师的藏文传记译成汉文，以介绍给内地读者。这部1935年译就的《宗喀巴传》，深为哲蚌寺汉藏喇嘛所佩服，成为他在藏写就的第一部作品。欧阳无畏之所以选择汉译此著，是因为此著集中展示格鲁派的思想源流，内容涵盖戒律、中观、般若、密续、因明、医学、历法、造像等，最终形成一套显密兼备、完整无缺的独特学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此回忆道：“他寄给我第一本书是西藏黄教创始者《宗喀巴传》，我介绍他到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是始终不曾见到印出来。”[14]未见此书出版，实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是稿亦随商务印书馆毁于八一三淞沪会战炮火。而后老师因生活颠沛未能重译，引为终身憾事”[15]。
《藏尼游记》：
珍罕的历史细节在字里行间一 一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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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僧欧阳无畏“慧焰耀天，精义摄人”[16]的学识令众多格鲁派僧侣敬佩有嘉，“深获喇嘛群英之叹服”[17]。在这种互信氛围下，1937年春，欧阳无畏接受蒙藏委员会驻藏官员蒋致余（1894-1962）的资助，以哲蚌寺僧侣身份前往后藏日喀则和尼泊尔考察，其写出的调查报告所呈现的国家情怀、全局视域、鲜活案例令笔者赞叹，由此可隐约感受到欧阳无畏坚定出家的真实意图。欧阳无畏意识到唯有出家一途，“方能真正认识西藏，才能对国家与民族有所作为。若以先生的爱国热忱而言，出家更非报国的唯一管道，虽然其出家为僧的根本原因从未透露，但最重要的是：他得以僧人的身分长期留在西藏，且不受西藏社会的注意”[18]，笔者对这一分析深以为是。
欧阳无畏1985年在台北公开披露了他1930年代写作《藏尼游记》时一路绿灯的秘诀：“在西藏，（非出家人）顶多只能看到表面，我穿着出家人服装出入方便，到处乱钻，如此才能深入了解。”[19]这部著作是他的第二部作品，1938年写就的《藏尼游记》[20]。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欧阳无畏自拉萨经日喀则前往尼泊尔，历时192天，详尽记述沿途风土源流，尤其是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九世班禅返藏、亟待中央政府强力治藏均做了深入研析。他强烈呼吁汉藏佛教界要密切沟通交流，同时提出治藏之要在于教育，最终使藏族等边疆民族逐渐融入国家整体民族的理念。时隔80多年后，打开欧阳无畏这本尘封的日记，研究其对西藏边务的一系列见解，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曾担任民国时期驻印度大使的罗家伦对《藏尼游记》做了非常中肯的评价：“这部印度、尼泊尔旅行的日记，是一本他亲自翻过大山深谷由藏入尼的可靠纪录，其中充满了我们平常不能知道的材料。因为他能测绘地图[21]，所以他对于所历行程及沿途行程，记得格外准确，这可以作边疆地理读，也可以当探险日记读。”[22]罗家伦还在多个场合毫不掩饰对此书的珍爱：“这本书和一本《达旺调查记》的稿本，我从南京带到印度，前年又从印度带到台北，都是放在随身飞机行李里运来运去”[23]。有学者评价：“《藏尼游记》文章之雅，寓义之深，又何让于徐宏祖‘霞客游记’哉。”[24]
欧阳无畏事后回忆说：“余离拉萨时，万不料国内全面抗战崛起之如是急遽，原对尼行，抱有绝大收获之希冀。余若在拉萨得闻抗战到底之确息时，余早已收拾袈裟换戎装厮杀去矣！”[25]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的欧阳无畏，在苦辛路上看清西藏地方“实际统治者是寺院，而非官吏”，同时对西藏贵族世家所拥有的特权进行谴责，认为：“盖同中世纪时代诸侯之采邑，实乃封建之残余现象耳。”以上种种，使这部藏地历史人类学笔记更显珍贵。
欧阳无畏特别将国家与佛教的关系详叙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如“民国建国，乃系根据大佛菩萨化身之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以求造成一国内民族完全平等。”[26]“班禅乃佛化身，佛性无远近亲疏，冤亲平等，故亲汉亦亲噶厦！”[27]“西藏僧官多数倾心内向，盼中央势力早日达到西藏”[28]……欧阳无畏作为汉僧，笔端始终自觉秉承“国家至上、道义至尊”的理念，这些时代的口述写本，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立体的、鲜活的西藏地方政治谱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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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无畏1938年写就的《藏尼游记》手稿封面。（韩敬山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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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无畏《藏尼游记》三部曲之一《藏尼纪程》手稿首页。（韩敬山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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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旺调查记》：成为内地深入 所谓“麦克马洪线”区域考察第一人 -
《达旺调查记》[29]系笔者2016年于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访学期间在校内“济时楼图书馆”寻获的日记手稿影印本，迄今为止从未正式出版，这是欧阳无畏写下的第三部书稿。1939年写就的《达旺调查记》，记述欧阳无畏自1938年7月17日至8月30日自拉萨经错那秘密前往达旺，往返历时45天，详尽调查英军侵扰及鲸吞西藏地方土地经过，记述达旺地区政治的是非曲直，写下7万多字的调查记录，绘制三幅详尽的达旺地图。此著与《藏尼游记》在其身后被赞誉为“皆经典传世之著”[30]。
僧侣身份的欧阳无畏以勇武直前的方刚之力克服途中无数艰辛，写下的行行文字对解决西藏事务提出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如其义正言辞批驳一些所谓的办理藏事能够成功的三类要诀：第一类——“从前的失败是因为办藏事的人，都是犯官革吏，以后我们再不能派遣这种人去驻藏办事了”[31]；第二类——“只要中央调遣一师人开进藏境，藏事就能立刻解决”[32]；第三类——“应当好好研究藏文、藏语，因为这样就可以容易通达藏情”[33]。从不虚与应付的欧阳无畏在著作中大声疾呼：上述“这些主意，合拢来都要得，一个个分开来干，都要不得，因为……藏事败坏最无法收拾的时候，正是这三个条件都齐备完在的时候”[34]，从西藏1900年以来发生的十三世达赖北遁蒙古、南往印度、驱逐驻藏川军、逼迫九世班禅纳税……种种诸如此类的政治突变，欧阳无畏的核心之问和总结提炼，句句发聋振聩。
欧阳无畏作为民国时期“汉人中旅行印段麦（克马洪）线之第一人”[35]，其行为受到罗家伦的高度赞赏，他感慨道：“我们从欧阳无畏先生的这本书中，看见邻邦侵略达旺的步骤及其最后目的，能不触目惊心。像这样的大事，早应该由政府负责机关派大批干员去踏勘或密查；但是以前既无人注意，即注意亦不过官样文章的教附近省县查报，从不取有效的行动，也没有肯吃苦的人员实地去查。结果倒是一个研究学术的大学，鼓励一个有志的青年，还得到这点可靠的成果。想起来不胜感慨。”[36]
1938年除夕之夜，欧阳无畏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行署三楼写下自序：“这是我在藏第二次旅行的记实。由于旅行方法的不同，得来经验亦异。前次旅行尼泊尔，多赖噶厦的马牌，沾些官派儿，一切都感觉便利。这次完全步行，途中的困难，只有身历其境的人始可领略。”[37]
在这部书稿中，欧阳无畏写道：“此次调查，系属秘密性质。一切准备，皆未在拉萨办理。自出拉萨后，所经皆僻村冷镇，交通不便，无处觅雇代步。”[38]欧阳无畏的这部文稿共有三个板块，分别是《达旺调查报告》《达旺调查游记》《达旺调查日记》。这些饱含深情的口述写本，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立体的、鲜活的西藏达旺地方政治谱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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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台湾“蒙藏委员会”内部印制《大旺调查记》封面，并标注“不得对外发表”字样。（韩敬山供图） 注：“大旺”为旧名，今通译为“达旺”。 -
《雪山吟》：哲蚌寺七载岁月的“朋友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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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吟》是汉僧欧阳无畏1941年底返回重庆后，于1943年前后写就的第四部著作。此著为欧阳无畏1934年底至1941年初对西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人物交往的诗词体日记，全文近3万字，它“是无畏先生留学拉萨时吟咏的诗集，在“雪山吟”里面，可以找出许多关于拉萨寺院习俗故事传说方面的珍贵材料”[39]，日记不仅记述其目击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还记述其与在西藏的黎丹、刘朴忱、蒋致余、徐近之、孔庆宗、张威白、李耀南、张筱舟、王廷璋、满度法师、太空法师等人的交往点滴，能够厘清许多民国藏事的细节，史料价值颇大。从1945年2月到8月，欧阳无畏将写就多年的《雪山吟》作为《康导月刊》连载七期的压轴作品发表，但从未出版单行本。
在这部著作中，初到哲蚌寺的欧阳无畏目击了“八千人坐大天井，僧衣映日白天红”[40]的震撼场面，描绘了“晚间，殿堂寮房顶皆排供酥灯，层叠燃放，百里外望如火焰山，为纪念宗喀巴大师最盛法事”[41]的亲历感知，见证了“藏政府派员挑数十箩干杏、糖果、红枣于众中飞抛施散，僧人争相赛裾兜接”[42]的史事，均作了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记述。
第一次离开拉萨返回重庆前，“皈依承侍高和尚”[43]的欧阳无畏首先拜别观觉丹津师父，师父“遍习五论，精娴医术”[44]，于他而言，难忘的“入藏七年，依侍教诲，循循善诱，从无呵责，真善知识也”[45]。随后，他来到“今热河凌南县”[46]籍的彭错嘉绕师父面前，“拜别蒲团涕泪流”[47]，他想起师父“为人诬陷，笞责囚禁”[48]的苦难岁月，他想起师父“因明立破，讲解最详”[49]的精妙，他想起“博精五论，性行温良，观觉师因事不暇亲授，时烦代诲，余从学因明、中观、般若，获益良多”[50]的幸运，感恩两位先生之心，可以说是永志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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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导月刊》自本期开始连续七期连载欧阳无畏著《雪山吟》全稿。（韩敬山供图） 抗战后期在重庆连续编写三部藏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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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书是由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油印、1942年完成的《藏文文法》；第六部书是由国立中央大学油印、1945年完成的《藏文读本》；第七部书是由国防部边政研究所油印、1946年完成的《藏文会话》。遗憾的是，笔者费尽全力，依然没有找到这三部书在海内外的典藏机构。
《德格土司世传译记》：
民国时期第一部涉藏区域土司的传记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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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25日，欧阳无畏在重庆译就《德格土司世传译记》，这是其第八部书稿。《德格土司世传》全名为《吉祥历代德格法王传善佳宝蔓诸欲宏扬》，作者为德格王系第四十五世，即俗称的第四十五世德格土司。他41岁受戒出家后，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撰成此书并以木刻版行世。 德格土司是西康最大的土司，在民间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称，德格土司强盛时的势力范围包括德格五部，即今天四川省德格县、白玉县、石渠县、邓柯县（已撤销建制）和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等地，德格土司辖区五个重要寺庙称为五大家庙，即更庆寺、八邦寺、白玉寺、噶陀寺、竹庆寺，分属萨迦派、噶玛噶举派、宁玛派，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从欧阳无畏翻译文稿中“可以看出他的藏文，同样的有高深修养”[51]。这部译记“为国内土司世传译作之第一篇。材料至足珍贵。至其译文之简洁流丽，犹为余事”[52]。译作记叙德格土司先祖以来四十五世历史及事迹：自一世到二十四世，经历唐宋，均从事苯教及宁玛派宗教活动。到元代，二十七世德格土司宁玛派索朗仁青传说是帝师八思巴侍者。三十三世土司鲁图将其家族势力扩展至德格地区，并自封第一代德格王。四十世土司阿旺扎西主持创建藏族聚居区著名宁玛派寺院佐钦寺。四十二世土司丹巴次仁降清，封德格安抚使，创建德格印经院并刻印德格版藏文《大藏经》……德格土司对四川甘孜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甚大。
欧阳无畏译后还专门绘制一张“德格土司世系表”，将自土司世系始祖“光明天神”始，“凡传代四十有六”[53]列于一表，同时附“土司家臣记略”[54]，并在结尾自谦道：“此皆译者浅陋牵尔之笔，非敢自鸣高异也……内返三年，课冗无瑕握管，此次初试，为研究整个藏族部落土司源流之嚆矢。惟译者限于学力，此笔文意错舛，脱落伪谬之处，希读者随时予以指正。”[55]
《藏变三年》：
“七·八事变”后西藏地方政教史事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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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班定远、张横渠先贤之初志”[56]是欧阳无畏第二次入藏的人生目标。1948年6月4日，“一梦红尘六七年”[57]的欧阳无畏拜别父母——“放心适蛮荒，辞亲吿远游”[58]。此时，“国统区的经济亦濒于绝境，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工商业一片混乱。国民党的大官们也纷纷把眷属迁往香港或台湾，人心慌慌”[59]。 《藏变三年》是欧阳无畏第二次入藏的最重要著作，距离《达旺调查记》成稿已过十年。在《藏变三年》的开篇，他继续其写作风格，直言无讳地写下了国民政府在西藏失败的三点归因：
1.国内多争，政府处境困难，未能全力注视藏局。 2.印度承袭英国侵略政策，挑拨离间，鼓励西藏独立。 3.中央驻藏人员，系统复杂，素质不齐，指挥不统一，行动不配合。[60] 从1937年开始书写《藏尼游记》到1951年写就《藏变三年》，跨度虽已15年，但“他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边务的见解……能有这番深入看法，佩服之至”[61]。
1949年7月8日，欧阳无畏当天写下他的记录：“西藏派两个代本，带了文件”[62]直奔办事处，宣布“中央工作人员，在三天内整个撤退”[63]，直白讲就是“西藏政府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64]，史称“七·八”事变。从这一天开始，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欧阳无畏写下了他的西藏亲历记《藏变三年》。 1951年12月5日，田炯锦“藉向欧阳先生敬致谢忱”[65]的同时，写下“序”之思考：一是“此次经印来台，曾就其当时耳闻目睹之真实情况，撰述《藏变三年》报告一篇，叙事翔实，批评公允，堪称一页信史，实为研究边疆问题之宝贵资料”[66]；二是“检讨过去，计划未来，对拉萨事变之前因后果，洵有深切了解之必要，爰经征得作者同意，代将此文付印，用作本会研究藏事之参考，特志数语，以明来历”[67]。
1951年底在印度完成的《藏变三年》[68]是欧阳无畏的第九部著作，由“蒙藏委员会”抄誊油印，右上角加盖“本会参考资料，不得对外发表”的蓝章，此版本现存台北“国史馆”。 《重征片吟稿》：
离藏前的最后一部诗歌体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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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征片吟稿》[69]是欧阳无畏第二次离藏的最后一部著作，该著详细记录欧阳无畏1948年6月第二次经青海前往西藏——参加西藏三大寺辩经；与汉僧满度、永灯、圣聪、观空、融通、恒演、广润、永觉等法师的交往情形；如何离开拉萨；如何到达印度噶伦堡；如何到达香港和台湾的心路历程。1952年，欧阳无畏在当时的台北县新店自印了这套分为上、下两卷的稿本，被称为“袖珍本”。笔者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特藏管理组张惠真老师的帮助下，查询到欧阳无畏赠给罗家伦的该书，封面写道：“罗先生赐哂，晚无畏敬呈，1959年6月25日。”
特别说明一下，《重征片吟稿》上卷有手稿本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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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君庇亟美（欧阳无畏）《重征片吟稿》的封底，明确标注为“非卖品”。（韩敬山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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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民国时期，汉僧欧阳无畏的译注《宗喀巴传》《德格土司世传译记》成为国内最早译介成汉文的两部重要藏文作品，它们的汉译完成对汉藏文化的交往、交流有着前无古人的开创之功；日记体著作《藏尼游记》《达旺调查记》《藏变三年》成为国内入藏汉僧中绝无仅有的目击之记，它们的书写完成对研究西藏近代史创下独具匠心的殊勋茂绩；教材体著作《藏文文法》《藏文读本》《藏文会话》成为抗战后期官方教授藏文的权威读本，对走进西藏语言的大门立下不可替代的金石之功；诗歌体著作《雪山吟》《重征片吟稿》成为入藏汉僧中两部最重要的言志诗作，它们的书写完成对旷观民国西藏的政治链条有着绵绵用力的久久为功。
汉僧欧阳无畏两次入藏的岁月十载，所遭遇的不仅仅是欣喜、温润，更有劫难、悲怆，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国家、为佛教的未来所作的书写，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似一把解决西藏各种问题的钥匙，开启了紧闭的门扉，字里行间所展现的是其无时不在的忧患意识。这十部著作，似是一面历史之镜，不仅聚焦了此期汉藏佛教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对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如何教育和培养活佛使之成为爱国爱教的典范有着具体的深思熟虑。
欧阳无畏上述丰富、立体的文字加上力避削足适履书写态度——硬而不失柔韧，真而不失睿智。他以非凡的勇气走别人没走过的路，用生命铺设出一条有韵脚的长路，收获出别样的时代风景。他时时以思考的目力与行走的苦心煎烹自己，终端出带着苦涩、却令人醍醐灌顶的灼见真知。
在大陆的39年，是欧阳无畏人生最漂泊，也是最精彩的一段。穿上戎装，他能立展报国之志；披上袈裟，他能再现宏深悲愿。一面学佛、一面助世的他呈现给我们的是多面的、立体的人生：才华卓著的汉僧，情感真挚的友人，自利利他的僧侣，伟大道心的爱国者……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言“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欧阳无畏恰恰就是“不负如来不负报国志”的人。
作为民国时期西藏历史参与者、见证者的欧阳无畏，主动担负历史记录者的责任，用手中的笔墨来解读历史，用特有的忠诚将历史印记和宝贵史料清晰誊撰，用自己的书写去告慰无数为国家利益将生命抛洒在雪域高原的志士仁人。
余 音：
1952年底，39岁的汉僧欧阳无畏自印度经香港辗转到达台湾后，继续西藏研究的理念，写出了《陈那以后之量论》《西藏与中印边界问题》《中印国界研究》等著作，1991年圆寂后被誉为我国台湾“藏学之父”。他希望所有的历史研究能够对今世和未来有所借鉴，如他在学生黎蔚谦的硕士论文中就直言道：“学问不仅为学问自己，乃以致用为目的。”[70] 当代著名史家逯耀东（1933-2006）在欧阳无畏圆寂后，写下怀念：“他是独立特行的奇人，身负绝学，却不愿扬名于世，只是默默辛勤地工作。”[71]
代有学人，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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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欧阳无畏（1913-1991），原名欧阳鸷、字无畏（法名亟美之意译），又名欧阳觉猛、孟觉月，为北宋欧阳修的后代。1932年毕业于冯庸大学。其藏文名字转译汉文时，不同译者有不同的音译，于是法名有多种汉译，较常见的有：君庇亟美、君庇极美、群沛晋美、群佩几默、群丕寂默。辽宁沈阳人，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西赣州兴国。
[2][6]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9页，第193页。
[3]有译果芒扎仓、果莽札仓。
[4][14][15][16][17][24][30][56]《欧阳无畏先生事略》，台北“国史馆”，馆藏号：1280030410001A。
[5]有译贡却旦增、衮曲旦增、观觉丹津，甘肃兰州人，欧阳无畏说是“热河朝阳县”人，汉名常万义。详见无畏《雪山吟（续）》，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7、8期，1945年7月，第89页。贡却旦增从小父母双亡，在兰州街头以讨饭为生。1900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北京晋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路经兰州收养了这个讨饭的汉族小孩，并作为身边的侍者带回西藏接受僧侣教育，被称为“兰州僧”。
[7][12]徐桂香：《欧阳无畏对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边务之见》，载《蒙藏季刊（台北）》，第21卷第4期，2012年，第37页，第36页。
[8]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转引自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2页。
[9]徐苏灵：《拉萨速写》，载《时与潮副刊》，第2卷第6期，1943年7月1日，第78页。
[10][51][52]编者：《编辑后记》，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第87页；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第87页；第6卷第5、6期，1945年5月，第79页。
[11]《重征片吟稿（铅印本）》系笔者2019年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正图书馆所寻获，为作者欧阳无畏1952年自印，迄今为止从未正式出版。
[13]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晓青译、邓锐龄审订：《西藏与西藏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52页。
[18]陈又新：《欧阳无畏与西藏》，参考蓝美华主编《汉人在边疆》，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页。
[19]欧阳无畏：《拉萨年景》，载《中国时报（台北）》，1985年2月19日，第八版。
[20]《藏尼游记》有三个版本：一是1952年“蒙藏委员会”内部印制的《藏尼游记（田炯锦题字版）》手抄本，现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二是1954年“蒙藏委员会”内部印制的《藏尼游记（于右任题字版）》铅印本，并列入“蒙藏委员会”边情资料辑之六。该书虽有句读，但错误极多，且与原手稿相较有诸多删节，现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三是1986年台北“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经欧阳无畏同意后内部印制的《藏尼游记（欧阳无畏手稿版）》，负责此书印制工作的时任“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所长萧金松告诉笔者，该版本印量仅20部。书稿印好后，还亲送欧阳无畏一部此书。该版本现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个版本没有收录罗家伦的序言。
[21]事实上，欧阳无畏具备绘制带有等高线等深线军事蓝图的能力。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笔者就查询到欧阳无畏书写《藏尼游记》间绘制的九幅军用地图（档案号：30530103576062），分别标注第一分图至第九分图。每幅地图的左下角，都有欧阳无畏用黑色毛笔亲笔签名及加盖“欧阳鸷”的红色小方章。遗憾的是，该组地图只能临摹，不允拍照或列印。但笔者分析，欧阳无畏实际上绘制了两套地图：一套收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最详细版本蓝图；一套是“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86年内部影印《藏尼游记（欧阳无畏手稿版）》附后的简图（档案号：30530104938345）。两相比对，虽大同，但异也不少。
[22][23]罗家伦：《序言》，欧阳无畏：《藏尼游记（田炯锦题字版）》，内部手抄油印版，台北：“蒙藏委员会”，1952年10月，第2页。
[25][26][27][28]欧阳无畏：《藏尼日记》，引自氏著《藏尼游记（欧阳无畏手稿版）》，台北：“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86年内部印制，第188页，第135页，第138页，第139页。
[29]《达旺调查记》有三个版本：一是1952年“蒙藏委员会”内部印制的《达旺调查记（田炯锦题字版）》手抄本，封面右上角加盖“本会参考材料不得对外发表”的长方形蓝章，现藏于“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二是1954年“蒙藏委员会”内部印制的《达旺调查记（于右任题字版）》铅印本，列入内部刊行，并标注“蒙藏委员会边情资料辑之七”，虽有句读，但与原手稿相较有诸多删节，简称“铅印本”；三是“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86年影印《达旺调查记》日记手稿，负责此书印制工作的时任“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所长的萧金松告诉笔者，该版本印量仅20部，当时就送给有关单位和人员典藏，书稿印好后，还亲送欧阳无畏一部此书，简称“手稿本”。笔者发现，“手抄本”和“铅印本”对比“手稿本”有“一增一删”：增加了罗家伦1952年10月10日所写的一篇《序言》，删除了欧阳无畏手绘《达旺调查地图》（含《英人营地图》《门隅地位图》）。由于迄今“手抄本”和“铅印本”已刊行60余年，“手稿本”亦30余年，海内外又从未公开出版此著，加之近两年来，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达旺地区不断成为中印地缘政治的晴雨表，关注度很高，该书的相关内容亦持续不断被海内外学者所摘引，普通读者难窥全貌。
[31][32][33][34]欧阳无畏：《达旺调查游记》，引自氏著《达旺调查记（田炯锦题字版）》，内部手抄油印版，台北：“蒙藏委员会”，1952年10月，第16页。
[35]欧阳无畏：《中印缅边界与麦马洪线（续）》，载《边疆论文集》，第二册，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版，第1327页。
[36]罗家伦：《序言》，载欧阳无畏《达旺调查记（田炯锦题字版）》，内部手抄油印版，台北：“蒙藏委员会”，1952年10月。
[37]欧阳无畏：《序》，引自氏著《达旺调查记（田炯锦题字版）》，内部手抄油印版，台北：“蒙藏委员会”，1952年10月。
[38]欧阳无畏：《达旺调查报告》，引自氏著《达旺调查记（田炯锦题字版）》，内部手抄油印版，台北：“蒙藏委员会”，1952年10月，第1页。
[39]编者：《编辑后记》，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第87页。
[40][41][42]无畏：《雪山吟》，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第71页，第72页，第71页。
[43][44][45][46][47][48][49][50]无畏：《雪山吟（续）》，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7、8期，1945年7月，第89页，第89页，第89页，第90页，第90页，第90页，第90页，第90页。
[53][54][55]无畏：《德格土司世传译记》，载《康导月刊》第6卷第5、6期，1945年5月，第42页，第42页，第42-43页。
[57]君庇亟美：《自京飞渝机中二首》，载《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年，非卖品，罗家伦先生赠书，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馆藏号：D1920073，第1页。
[58]君庇亟美：《重征乌斯道渝省亲张家溪之松坪（十日）》，载《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年，非卖品，罗家伦先生赠书，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馆藏号：D1920073，第2页。
[59]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魔窟生涯——一个军统少将的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60]欧阳无畏：《藏变三年（田炯锦序）》，内部手抄油印版，台北：“蒙藏委员会”，1952年12月，第1页。
[61]徐桂香：《欧阳无畏对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边务之见》，《蒙藏季刊（台北）》第21卷第4期，2012年，第62页。
[62][63]2019年10月19日，刘学铫在台湾新北市住处接受笔者专访时出示的历史材料。此件亦刊载在刘学铫著、台湾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年8月出版的《漠南君子李永新·鹤龄先生传》，第393页。
[64]陈锡璋遗作：《西藏从政纪略》，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4月，第134页。
[65][66][67]欧阳无畏著：《藏变三年》，台北：“蒙藏委员会”印，1952年12月，档案号：2005001330，台北“国史馆”藏，第5页，第4页，第5页。
[68]《藏变三年》似有三个版本：一是台北“国史馆”所藏“蒙藏委员会”1952年内部刊行《藏变三年（田炯锦序）》版本，为内部手抄油印版，但从笔迹上检视应不是欧阳无畏所书写；二是台北“国史馆”新店阅览室有《藏变三年（欧阳无畏手稿）》（入藏登录号：1280030410003A）原件，笔者前往阅览后，可看出这是欧阳无畏手迹；三是目前暂无法确定的《藏变三年》铅印版本。笔者2019年9月3日前往位于台北蒙藏文化馆的“文化部蒙藏委员会图书室”没有查询到这一版本，是否有此版本，工作人员无从知晓。值得一提的是，欧阳无畏前两个版本内文文字上还有些许差异。
[69]该书全球共有三部典藏，其中一部存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允许馆内阅览，不允复印；一部存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但该馆自2019年8月5日起，实体史料调阅无限期暂停，因此不允调阅；一部存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封面标明“罗家伦先生赠书”，馆藏号D1920073。由于前两家馆藏均不允调阅，笔者尝试与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连络，很快得到回应。因此书时间久远，由工作人员将《重征片吟稿》（尺寸：9.4×13公分）彩色放大两倍后影印交笔者研究使用。该书封底标注“非卖品”，并附有“勘误表”四页，封底标名“新店七张路三十六号”，似欧阳无畏当时在台的住处。
[70]黎蔚谦：《西姆拉会议经过及其影响之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研究生论文，1971年，第4页。
[71]逯耀东：《有缘无分》，载谢汉星、杨于萱编辑《旭陵校友作家作品集》，台湾嘉义：嘉义高级中学，2019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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