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峨眉山与成都佛教

峨眉山、成都佛教地处蜀中，两地佛教在历史上有着密切联系。作为名山、城市佛教代表的峨眉山与成都，在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依据史籍、佛经中的有关记载，考察唐宋时期的峨眉山与成都佛教，以展示巴蜀佛教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进程。

一、唐宋时期的峨眉山佛教

东晋隆安四年(400)，高僧慧持创建峨眉山普贤寺，奠定了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基础。唐宋时峨眉山普贤道场声名日盛，吸引十方缁素，赴岷峨投诚依栖，建寺造殿。据清蒋超《峨眉山志》记载，唐宋时期峨眉山有光相寺、伏虎寺、华严寺、中峰寺、黑水寺、后牛心寺、万年寺、灵岩寺、棋盘寺、蟠龙寺、香岩寺、观音寺、放光寺、西坡寺等佛寺。峨眉琳宫绀殿，梵呗声声，僧侣云集，习禅修静。峨眉山修行高僧名载山志的，唐代有昌福达道和尚、赵州和尚、黄檗老人、灵龛和尚、白水和尚、洞溪和尚、澄照大师、西禅和尚、慧觉禅师、正性和尚、罗汉和尚、布，水岩和尚、黑水和尚、大乘和尚、东汀和尚、黄龙继达禅师、慧通禅师等。宋代有白水如新禅师、慧直广悟禅师、行明禅师、继业三藏、茂真大师、宗月禅师、密印安尼禅师、慧远禅师、纯白禅师、禅惠大师、别峰禅师、释道宏、峨眉道者等。宋普济《五灯会元》载有峨眉灵岩徽禅师和黑水义钦禅师。这些峨眉高僧，或参禅以冥契佛心，或宏教以启迪众智；或机峰峻发，出语惊人；或精于书画，长于琴棋。他们苦参晦机，严守戒律，开山创院，建立宗纲，使岷峨胜景，渐成丛林。

峨眉山佛教在唐宋时已名显天下，唐宋文士对峨眉佛教之盛多有记载。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八说：

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峨眉山诗》言仙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邵博言宋代峨眉山佛教兴盛是事实，但说唐代峨眉山无闻却显无据。唐代诗人李白有吟诵峨眉诗三首，其中《峨眉山诗》言仙，而《听蜀僧喉弹琴》、《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人中京》皆言佛。唐代峨眉山与五台山已并峙为南北两大名山，这在佛经中有明确记载。宋赞宁撰《宋高僧传》，说僧人释行明游方礼佛，“初历五台、峨眉，礼金色银色二世界菩萨，皆随心应现”。唐代五台山高僧释澄观，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仍往峨眉，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大华严之义也”。唐代峨眉山普贤道场，虽僻处西陲巴蜀之地，却名高五岳，四方僧伽信士礼敬普贤者，莫不朝拜峨眉。唐慧立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高僧玄奘于人蜀，“住成都空慧寺，……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玄奘后登临峨眉山，参礼普贤道场，相传九老洞高僧授玄奘佛经一册并佛偈四句曰：

付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

玄奘得偈豁然开悟，坚定了赴西天求法取经的信念。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载：

元和十三年(818)，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升，峨眉人，与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

此为日本僧人不远万里，慕名参访峨眉的例证。宋代洛阳惠林寺僧圆泽与信士李源，“相约游蜀青城峨眉山”。

峨眉山以佛教名山地位，开始受到唐宋帝王的参礼封敕。唐僖宗于广明二年(881)，避黄巢之乱人蜀，僧彻“与杜光庭先生扈从人于峨眉”，⑦作为成都佛道二教的代表，高僧僧彻与高道杜光庭，随同唐僖宗参礼峨眉名山。唐僖宗此行敕建峨眉黑水寺，并赐额永明华藏，又赐住持慧通禅师藕丝无缝袈裟一领及玉环、供器。至宋代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赐御制书百余卷，七宝冠、金珠璎珞袈裟、金银瓶钵、奁炉、匙箸、果垒、铜钟、鼓、锣、磐、蜡、茶、塔、芝草等。真宗崇宁中赐钱幡及织成红幡等物。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载游历峨眉山，亲见宋仁宗赐白水普贤寺红罗紫绣袈裟，上有御书发愿文曰：

佛法长兴，法轮常转。国泰民安，风雨顺时。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子孙昌盛。一切众生同登彼岸。

此发愿文后署书写时间为嘉佑七年(1062)十月十七日。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常有内侍奉敕往峨眉山烧香祈福。宋欧阳修有《泗州塔下并峨眉山开启袷享礼毕道场斋文》，是峨眉山为国家启建道场的文书。《宋会要辑稿·道释》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月，宋真宗诏：

嘉州白水普贤寺、黑水华藏寺、中峰乾明寺三寺，每年各度行者三人。

宋太祖乾德六年(689)，嘉州屡奏普贤显相，太祖遣内使往峨眉庄严瑞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遣中使张仁赞赍黄金二千两，于成都铸普贤铜骑象，供奉于白水之源的普贤寺。宋太宗申命中使重修普贤寺，此次大规模重修铸成三千铁佛像，以寓普贤据峨眉有三千徒众共住之意。宋徐铉《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贤寺碑铭》记重修普贤寺之巍峨壮观曰：

其后则层楼入汉，飞陛连云。彩槛离娄，冠余霞而上出；璇题约砾，缀列宿以旁回。神明之台不足以语其高，天梁之宫不足以矜其丽。铄金为字，写大藏之经秘于上，逾五百函；范铜为像，拟普贤之容设于下，高二十尺。味其文，则如来之宗旨可得而观；礼其相，则菩萨之威神于是乎在。将使三蜀之地，一切有情，皆冲气以含和，尽革凡而成圣。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诏修白水、黑水、华严、中峰、光明等寺，由此峨眉山佛教声誉日隆。

唐宋时期尊崇佛教的社会氛围，峨眉山佛教高僧的学识修持，吸引文人学士上山礼佛参禅，访真探胜。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岑参、郑谷、贾岛、曹松、薛能、唐球，宋代文人苏轼、范成大、范镇、冯时行、白约都曾登临峨眉，与峨眉高僧唱和酬答，留下饶有兴味的诗文。宋范成大撰《峨眉山行纪》，通过实地考察佛教名山，详细记述了峨眉山佛光、寺庙文物、僧伽传说、名胜古迹，是研究宋代峨眉山佛教的宝贵史料。宋代参礼峨眉山普贤菩萨，已在民间蔚成民情风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第五《双流壮丁》载：

淳熙九年五月未尽之二日，一老媪独行双流县田间。挈青囊，携竹杖，龙钟不克行，困坐道侧。行人问之，答曰：“老婆是关西人，年七十矣!欲往峨眉山礼普贤，不幸抱病。”此关西老人以生命之余年，不惜翻山越岭，千里跋涉，人蜀参礼普贤，可见宋代峨眉山佛教在民间的影响!

二、唐宋时期成都佛教的兴盛

唐宋时期成都梵刹林立，各路高僧云集促成了成都佛教的兴盛。据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载，唐宋成都有大圣慈、圣寿、净众、宝历、昭觉、龙兴、中兴、圣兴、福感、应天、资福、四天王、宁蜀、金华、翠微、草堂等十六寺及福庆禅院。元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宋代成都有安福寺、移忠寺、祥符寺、宝历寺、海云寺、信相院、大智院、金绳院等。此外，散见于史籍和佛经中的寺院有：开元寺(孟蜀改延福院)、宝园寺、慈恩寺、菩提寺、宝刹寺、法成寺、法聚寺、福胜寺、福成寺、福化寺、多宝寺、净德寺、宁国寺、国清寺、武担山寺、法云寺、法华寺、龙华寺、妙积寺、鸣鸾寺、延寿寺、回天寺、东禅院、普福禅院、曹溪六祖禅院、洪寿禅师院、天王院、松溪院、大悲院、毗卢院、弘觉禅院等。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载：

文潞公任成都府日，米价腾贵，因就诸城门相近寺院，凡十八处，减价粜卖。”此亦从侧面反映成都寺院之多。

唐宋时期的成都佛刹，寺庙佛像法具多有特色。如祥符寺(大中祥符院)的千手眼大悲佛像，高四十七尺，广二十四尺，净众寺的巨钟千钧，都在成都十分著名。安福寺建塔十三级，突兀雄奇，是成都平原登高远眺的去处。宋陆游《雨中登安福寺塔》诗曰：“今朝上黑塔、千里旷无碍。”金绳院以五百罗汉栩栩如生驰名，圣寿寺则是李冰石犀遗迹和蚕丛祠所在。

唐宋时期成都最具影响的佛寺，则是昭觉寺和大圣慈寺。昭觉寺被称为成都福地，始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最初取名为建元寺，唐宣宗诏休梦禅师应对称旨，敕赐了觉禅师，并赐改寺名为昭觉。宋代人撰的《宝刻类编》卷六，记载成都石刻有：“《昭觉寺记》，萧道撰，中和五年正月，成都。”唐僖宗中和五年(885)，萧相国撰写《昭觉寺记》，是记载昭觉寺兴建历史最早的石刻碑文。昭觉寺在宋代历经重建，已是成都颇有规模的佛寺大刹，宋李畋《重修昭觉寺记》说：
兹寺有常住沃土三百廛，涤场敛矫，岁入千耦，井归寺廪，与众共之。有舟航大贾，输流水之钱；山泽豪族，舍金穴之利。五铢一缕，悉归寺府，无一私者。……寺之殿宇，旧且百间，今广而增者三百。……凡供食之丰洁，法席之华焕。时一大会，朝饭千众，累茵敷坐，如升虚邑。

昭觉寺的寺院壁画，显示出名寺的艺术氛围。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下记：“唐代名画家张询，中和年随驾到蜀，与昭觉寺休梦长老故交，遂依托焉。忽一日，长老请于本寺大慈堂后留少笔踪，画一堵早景，一堵午景，一堵晚景，盖貌吴中山水，颇甚工。画毕之日，遇僖宗皇帝驾幸兹寺，尽日叹赏。”

如果说昭觉寺初为唐代官员舍宅兴修，而大圣慈寺则是唐玄宗敕建。唐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避安史之乱人蜀，敕建大圣慈寺并书额。大圣慈寺共有九十六院，规模宏大，建筑壮丽。唐宋时期益州多名画，而大圣慈寺可谓佛教艺术殿堂。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称：

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经变相一百八十五堵，夹疗雕塑者不与焉。像位繁密，金彩华缛，何庄严显饬之如是。昔之画手，或待诏行在，或禄仕两蜀，皆一时绝艺，格入神妙。至于本朝，类多名笔，度所酬赠，必异他工，资费固不可胜计矣。其铸象以铜，刻经以石，又不可概举。

北宋苏轼《胜相院经藏记》说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以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众香，庄严佛语及菩萨语，作大宝藏”。唐高僧知玄“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己”。贯休《禅月集》卷十九，有《蜀王人大慈寺听讲》的诗文。据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载，大圣慈寺诸院为国长讲七十三座，诸院《大藏经》计一十二藏。南宋陆游《观华严阁僧斋》诗自注，说大圣慈寺华严阁，“自四月初至七月末，日饭僧数千人”。陆游《天申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于元夕》诗，亦言大圣慈寺僧侣众多。在唐宋时期的都市佛寺中，大圣慈寺堪称规模宏大的名寺。

唐宋时期的成都佛寺，是高僧荟萃之地。《宋高僧传》载有无相、法江、道因、神会、僧缄、南印、定兰、定光、会宁、员相等，皆为唐五代成都高僧。成都净众寺高僧无相，本新罗国人，开元十六年(728)至长安，得唐玄宗召见。无相禅师后人蜀，赴资中谒智诜禅师。禅宗五祖弘忍传智诜，智诜传无相，故为七祖。无相为宗密所称禅门七家之第二家。无相在成都“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外邑兰若钟塔，不可悉数”。无相弟子神会，利根顿悟，冥契心印，德充慧广，郁为禅宗。神会颇得南康王韦皋敬重，神会死后，韦皋为之立碑，白撰文并书，禅宗荣之。

唐五代成都昭觉寺休梦禅师，“具大戒于律师神佑，悟般若于石霜庆诸，参法要于百丈怀海，契心印于洞山良价”。唐僖宗避乱人蜀之时，在成都召休梦禅师说无上策，赐紫磨衲衣等。前蜀国主王建于休梦申尊叔之礼。尔后宗派传袭，真风炳然，昭觉寺住持延美上人即为休梦第五代弟子。唐五代成都东禅院高僧贯休(832—912)，俗姓姜氏，字德隐，署号禅月大师。贯休甚得前蜀国主王建礼遇，赐紫衣师号。贯休长于诗书画撰作，时人称其诗体调不下李白、李贺。“宇内咸知善草书，图画时人比诸怀素”，贯休擅长草书，其书法号称草圣，好事者称为“姜体”。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载于怀玉定水禅院见贯休所作书画：

或古体、或玉筋、或柳叶。又一轴题云：“大蜀国龙楼待诏、明因辩果功德大师、翔鳞殿引驾内供奉、羟律论道门选练教授、三教玄逸大师、守两川僧录大师、食邑三千户、赐紫大沙门贯休字德隐。”今人知禅月之号，则以为僧；闻贯休之名，则以为能画。殊不知当时所作神异如此。非特能画，且于诗文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学吴融为之序。

唐相张格、韦庄、王锴、周庠、皆有诗纪其事。

贯休禅师于前蜀永平二年(912)灭度，其弟子昙域戒学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许慎《说文》行世，并编辑贯休诗为《禅月集》，收录贯休诗作近700首。

五代成都延福院高僧铁幢长老，重兴寺宇，众号延福为铁幢院。其嗣法弟子有神操，神操授道信，道信传曹溪八代嫡嗣元信禅师。元信禅师为华阳人，得法于郢州芭蕉惠情禅师。惠情嗣南塔，南塔嗣仰山，仰山嗣沩山，沩山嗣百丈，百丈嗣江西，江西嗣南岳，南岳嗣曹溪。曹溪八代传人元信禅师主持延福院后，禅法大兴，朝廷赐名觉城禅院。元信禅师开堂讲经，“师问答随机，叩击无滞，故远近道俗，多所归依，前后王臣，靡不钦重”。

宋代成都清风阁文慧大师，中和胜相院宝月大师、文雅大师、皆为蜀中著名高僧。苏轼《清风阁记》，为应文慧大师之请所作。据苏轼《宝月大师塔铭》所记，宝月大师惟简9岁事中和胜相院慧悟大师为师，后继宗嗣，“其同门友文雅大师惟庆为成都僧，统所治万余人，鞭笞不用，中外肃伏”。宝月大师有弟子士瑜、士隆、绍贤，绍贤为成都副僧统，嗣法徒孙14人，曾孙3人。

宋代蜀中佛教颇盛，宋张方平《蜀州修建天目寺记》说：

百家之聚，必有尸宰堵焉；两楹之室，必有一龛象焉。名都通邑，塔庙固错落相望矣。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载成都僧司大会，观者“填溢坊巷，有践踏至死者，客店求宿，一夜千钱”。元费著《岁华记丽谱》记载宋代成都的民俗活动多在佛寺举行，成都大圣慈寺的药市，圣寿寺的蚕市闻名遐迩。亦见成都佛教与民俗的交融。苏轼《成都大悲阁记》赞叹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

三、峨眉山佛教与成都佛教的关系

峨眉山佛教与成都佛教关系密切。早在东晋时期，高僧慧持欲观瞻峨眉，振锡岷岫而人蜀。隆安三年(399)，慧持住成都龙渊精舍。经过精心准备，次年登峨眉山辟地建寺，两年后仍回成都龙渊精舍传道修持，直至义熙八年(412)圆寂。南北朝时，印度宝掌和尚云游人蜀，居成都大慈寺，日诵《般若》千言，后携经卷登峨眉礼普贤，建庵修住并注疏佛经，赠送峨眉山僧人。陆游《人蜀记》卷五说：“听诵梵语《般若心经》，此经惟蜀僧能诵。”这与宝掌传教不无关系。

峨眉、成都地处西蜀，从宗教地理的角度看，外方僧人礼峨眉普贤，多要经过成都。随着唐宋峨眉佛教的发展兴盛，人蜀僧人日众，峨眉山佛教与成都佛教的联系更加密切。唐高僧玄奘西游之前人蜀，住成都空慧寺学法，然后登峨眉完成参礼普贤大士之宿愿。昙域《禅月集序》说贯休禅师：“闻岷峨异境，山水幽奇，四海骚然，一方无事。”遂溯江人蜀至成都，前蜀国主王建慕禅师高名，特修禅宇，恳请住持。成都僧人多要赴峨眉朝圣，得以礼拜普贤菩萨，方为真善知识。《宋高僧传》卷二十二《周伪蜀净众寺僧缄传》，即载五代成都净众寺僧缄，“暂去礼峨眉，结夏于黑水方还。”

峨眉山亦有赴成都修习经论、问道讲学者。据清蒋超《峨眉山志》记载，宋峨眉山慧远禅师，出家祝发受具，即往成都习经论，后还峨眉居灵岩寺。峨眉纯白禅师通性相宗经论，遍历成都讲肆讲经。纯白禅师曾住持昭觉寺，元佑末辞昭觉住持之职，又返归峨眉华严寺。宋峨眉密印安民禅师，初讲《楞严》于成都，为义学信众所归服，密印禅师为昭觉寺圆悟禅师嗣法弟子。宋峨眉别峰禅师曾拜昭觉寺圆悟为师，宋陆游《别峰禅师塔铭》说：别峰禅师居峨眉中峰寺，拜密印禅师为师，高僧圆悟南归昭觉，密印遣别峰往昭觉参禅问道，于圆悟门下学习三年，别峰禅师还归峨眉山后，“道望÷日隆，学者争归之，虽圆悟、密印二师，不能掩也”。别峰禅师后再赴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从之游”。

峨眉山僧人与成都僧人，同出于禅宗法嗣。清蒋超《峨眉山志》卷五载：
白水玮禅师，新罗金藏法嗣，曹山本寂孙，与洞山道延弟兄。白水仁禅师，洞山良价法嗣。黑水和尚有二：一黄龙晦机法嗣，岩头全佑曾利、；一沩山灵佑法嗣，与仰山兄弟，唐昭宗时人，禅灯世谱，偶逸其名。黑水承璟禅师，德山缘密法嗣，云门文偃孙。黑水义钦禅师，承璟法嗣。

成都僧人与峨眉僧人的禅林世系，其法脉同源相承。成都、峨眉僧人皆以《华严经》为宗，宋苏易简撰《施华严经净行品序》，宋人撰《宝刻类编》卷三，载成都有《空慧寺讲华严经碑》，即是《华严经》流行的例证。《宋高僧传》卷三《唐莲华传》载：

南天竺乌荼国王书献脂那天子，书云：“手自书写《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五十五圣者，善知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谨奉进上，愿于龙华会中奉觐云”，即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诏于崇福寺翻译，；罽宾沙门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宫寺广济译语。西明寺圆照笔受，智柔、智通缀文，成都府正觉寺道恒、鉴虚润文，千福寺大通证义，澄观、灵邃详定，神策军护军中尉霍仙呜、左街功德使窦文场写进，十四年二月解座。

参加此次译《华严经》梵夹本后分四十卷的多为两京高僧，而远请成都高僧道恒、鉴虚润文，说明成都高僧对《华严经》颇有研究。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九《昭觉克勤禅师》，载圆悟克勤政和年间游荆南，与张无尽“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一二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匝匝之波。’(张)公于是不觉促榻”。当时成都高僧多精于禅理，机锋迅捷，棒喝猛烈。

唐宋时期成都佛寺亦崇祀普贤，各寺庙多供奉普贤大士神像。唐韦皋《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像普贤菩萨记》曰：

大慈寺普贤象，盖大照和尚传教沙门体源之所造也。仪合天表，制侔神工，莲开慈颜，月满毫相。昔普贤以宏誓愿于南赡部州赞释迦文，拔群生苦，而尘俗昏智，莫睹真像。虽同诸法，究竟寂寞，而随所应，为现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萨行。

宋黄休复《盖州名画录》说，成都佛寺多绘普贤真容，图华严九会。宋范成大游历峨眉山时，所见牛心寺佛画笔迹超妙，当时成都佛画名家卢楞迦，其源流即峨眉山佛画。

唐宋成都写经印经皆极盛行，成都龙池坊卞家、西川过家印佛经有名，今敦煌文书中即有西川过家本佛经。唐代江陵龙兴寺僧人义孚，府主“俾赍钱帛，诣西川写藏经”。峨眉山所用佛经，则来自成都印经坊，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载峨眉山白水普贤寺有经藏，“经书则造于成都，用碧睡纸销银书之，卷首悉有销金图画，各图一卷之事。”

结 语

宋代范成大、陆游等文士的宗教文化之旅，是溯长江而上入蜀参礼沿途佛寺，其游历终点就是成都、峨眉山的佛寺，岷峨异境，山水幽奇，使文士们流连忘返，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峨眉山普贤道场与五台山文殊道场并峙，是唐宋时期僧伽信士礼佛朝拜之两大名山。唐宋时期成都梵刹林立，高僧云集，蔚为西南佛国。唐宋时期封建社会发展至高峰，佛教文化亦因此出现空前的繁荣。峨眉山和成都佛教相互依存、交融，共同发展、兴隆，谱写出巴蜀佛教的辉煌历史篇章。可以说峨眉山与成都佛教的发展、交流、积淀，构成巴蜀佛教的两大热点区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佛教文化。